写在前面
自从奋斗三年考进大学之后，跳出体制深渊的我终于像脱缰的野马、离笼的囚鸟，再也不用动脑子了。打那以后，就几乎没有再认认真真写过任何文字。待到四年之后，再次从体制深渊中爬出，我已基本丧失了写作的自理能力，平时完全依靠现成的法语文本来赚钱，可那毕竟只是一份营生，而不是兴趣。如今，又是两年过去了，经历了沉寂和抑郁之后，终于有机会再为自己写点东西，心情甚为激动。

但毕竟离开纸笔的日子久了，再提笔写作难免生疏。早年间流于文字表面的所谓“灵气”（师长同窗之戏谑，我受之有愧）早已荡然无存，如今只剩下几分怯意和些许焦虑。这次Live Space老店新开，不涂几笔，未免难以给自己一个交代，因此我姑且写之，您也姑枉看之吧。相信无论工作再苦再忙，只要有时间，我一定会坚持把这篇文章写下去。好歹让自己活得有点存在感，过几年回过头来也有东西可读。沈岚，这回别再说哥哥我不写东西啦！哈哈，开个玩笑，我们言归正传。

烟与酒

人常道“烟酒不分家”，然而烟酒终非同道。 

从历史渊源来看，烟和酒的出现是绝对不同步的。自从有文字记载起，酒便已踽踽独行在这条布满人间烟火的“星光大道”上，其光芒绝非其他致瘾物所能掩盖。据上古文献载，早在黄帝时代，中国人便已开始酿酒。《黄帝内经》曾煞有介事地提到黄帝与私人医生岐伯（中国传说时期最富有声望的医学家）讨论“作酒之术”的场景。据说那是一种被称为“醴酪”的古老酒种，也就是广义上的“奶酒”。至于酿这种酒所用的原料，书中没有详细说明，但想来无非就是牛奶、羊奶、马奶之流，再怎么说也总不至于是猪奶吧。暂且不论原料如何，反正至少那是一种喝了上头、喝多了会high的东西，而且《黄帝内经》已经大鸣大放地证实了这一点。

然而，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，挂羊头卖的可能是狗肉，奶粉罐里装的可能是三聚氰胺，鉴于《黄帝内经》的作者背景和成书年代至今都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谜团，因此这种提法仅供参考，你我不必过于较真。

但就算抛开这种说法不论，《战国策》中的记载依然不啻为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证据。众所周知，古代曾有那么一批有志之士，吃饱喝足之余不忘娱乐后人，他们对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谋略和策论进行了搜集和整理，而西汉刘向又在此基础上予以筛选和辑录，集《国策》、《国事》、《事语》、《短长》、《长书》、《修书》等遗本之大成，世间始有《战国策》一书。后虽经朝代更替、文本散失之灾，但至宋代又由文史大家曾巩一力修订，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，《战国策》多少还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证据。《战国策·魏策二》中曾提出“仪狄作酒”的说法，书载：“昔者，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，进之禹，禹饮而甘之，遂疏仪狄，绝旨酒，曰：‘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。’”翻译成1979年文革结束后的白话就是说，第一夫人命令仪狄酿酒，试喝之后觉得味道好极了，于是屁颠屁颠地推荐给总书记禹，禹喝完也high了，咂吧着嘴直说好，但转念一想大家都这么喝可不成，于是就开始疏远仪狄，并带头戒酒，临了还说了一句：“以后肯定会有喝酒误事的同志，不戒酒大家就一块儿完蛋。”

今天写到这里，未完待续。